一带一路与潮汕优势

　　 作者：刘仰

　　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封闭排外的国家。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至少是一个以偏概全的说法，或者是一叶障目地固守自己的偏见。中国历史上，陆地方面有西域的丝绸之路、川缅的南方丝绸之路，北方有经恰克图往俄罗斯的贸易线路。海洋方面既有与太平洋西部岛屿国家的贸易，也还有经马六甲至印度、阿拉伯世界、东非的航路。东南沿海的海洋贸易被现代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今天，中国将两者合称为“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位于广东省东部的潮汕地区至少在千年以前就已经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潮汕地区如何配合国家战略、下好“一带一路”这盘棋，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察点和新的出发点。

　　潮州的“韩文公祠”是在韩愈去世近二百年后的北宋初期建立的。这一行动可以视为“唐宋古文运动”的一部分。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史称“唐宋八大家”，领军人物是唐朝的韩愈和柳宗元，另外六个都是宋朝文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时间跨度三百多年。对于韩愈领衔的“古文运动”，我们很难从字面上理解它的历史意义，只有将其放在较长时间段里才能认识“古文运动”的价值。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是因为他反对唐宪宗的崇佛活动。当时唐宪宗派人迎取佛骨，全国上下掀起一片信佛狂潮。韩愈“顶着狂风作案”，他上书认为：供奉佛骨极为荒唐，毫无意义；要求将佛骨彻底销毁，永远根除。韩愈的这一上书与他一贯批评、反对佛教的观念是一致的。求仙信佛的唐宪宗一怒之下差点杀了韩愈，经人劝阻才将韩愈贬到岭南这个当时还属蛮荒的偏远之地。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运动”所对应的中国社会背景就是以佛教为代表的一系列宗教活动的兴盛。

　　佛教在汉朝时就传入中国，中国本土的道教也在汉朝开始壮大。南北朝时期，鸠摩罗什译经，达摩一苇渡江等只是佛教在中国一系列传播的典型故事，佛教在中国的精英阶层和底层民众那里都得到广泛传播。唐朝被称为开放的帝国，唐初有著名的玄奘西去，武则天号称弥勒佛降世，佛教在唐朝可谓气势如虹。唐朝皇帝姓李，又使得道教被推崇。此外景教（基督教分支）、拜火教（祆教）、摩尼教（明教）、伊斯兰教都在这一时期或更早时期传入中国，使得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本土文化遭遇外来文化的严峻挑战。韩愈以及唐宋八大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运动”字面上似乎是要求恢复中国古文的质朴自由，反对骈文的华而不实，事实上承担了两个重大使命：一是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二是政教分离的原则与政教合一原则的较量。这一过程如果从南北朝算起，直到宋朝程朱理学的出现，时间长达六七百年，韩愈是一个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人物。他以尊师重道、建立孔孟学说师道传承为旗帜，牢固树立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核心地位，从而使得在政教分离原则下以中华文化为核心、融合其他文化，或者使各种不同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协调之下实现和平共处，从未出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多次出现的宗教战争。由此建立了中华文明面对众多外来文化而呈现的文化自信，中国的世俗文化获得了文化上的制高点，使得大唐气象恢弘而豪迈，为丝绸之路等中外交往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和基本准则。韩愈本人也因此在宋朝时与儒家其他历史人物一起被列入孔庙，成为儒学祭祀的对象。

　　 二、坐商与行商

　　韩愈等人在中国历史上为建立中国文化的自信以及世俗文化的制高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韩愈在潮州落脚，只是一个巧合。但这个巧合出现在潮州，又显得很有意义，尤其是在今天，在提倡和推动“一带一路”的大前提下，这一巧合的意义往往不易被察觉。

            当韩愈等人以“古文运动”的名义重新构建中华文化自信，摆正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形成中国本土世俗文化的制高点，它便给丝绸之路等一系列文化、经贸交往带来了一个长久的现象。商业上有“坐商”和“行商”的概念。所谓“坐商”就是等着别人上门来做生意的；所谓“行商”就是主动跑到别人那里去做生意的。由于中国的文化自信牢不可破，其他文化对此也接受认可，再加上政教分离导致中国世俗文化的高峰，自唐宋以来，中国在对外文化、经贸交往上，形象一点说，长期都是“坐商”，也就是说，中国吸引了各国人士来到中国，中国主动走向外面的不是没有，但相对较少。从商业上说，中国的这一“坐商”的身份一直延续到清朝的广东十三行。

　　潮汕地区地理位置特殊，历史上很少发生或经历战火，长期成为躲避北方战乱的避风港。北方战乱频仍之时，很多北方世家大族迁入潮汕地区，一方面保持了汉族文化的正统性，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潮汕地区人多地少、资源紧张的局面。因此。当天朝上国以全球最大“坐商”身份笑迎万国来朝时，潮汕地区的人们很早就因为没有当“坐商”的条件，成为中国最早的“行商”，背井离乡闯荡海外。千年时光变迁，这一“坐商”和“行商”身份的不同，对于今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简单区分一下，中国古代的“坐商”角色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行商”角色基本上都是民间个人行为。与之相反，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行商”大都是政府行为，例如朝贡贸易。甚至明清时期葡萄牙、荷兰、英国的经贸行为都是政府主导的“行商”，包括地位显赫、名声不佳的东印度公司。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由于具有强大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高度，中国古代政府一般都采取“坐商”的态度面对陆地和海上的丝绸之路。像潮汕这类特殊地区产生的中国“行商”在很长时间里不被政府重视。实在是由于别的国家纷纷以政府做“行商”，中国政府以“坐商”姿态就能坐拥天下，潮汕等地的“行商”对于政府的贸易需求裨益不大，因而处于可有可无、自由发展的状态。甚至在某些时候被政府压制。

　　今天，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文化自信已大不如前，虽然当今中国政府正大力重建这一文化自信，但真正要建立起来还需要时日。当今世界的文化制高点，至少在今天看来，也不在中国。因此，今天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基础上重新提倡和建立“一带一路”时，我们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当今中国不能像古代中国那样舒舒服服地当“坐商”，等着别人上门来做生意；当今中国不得不以政府主导的方式“走出去”。换句话说，古代中国政府忽视和不屑的“行商”，正成为当今中国政府不得不扮演的角色。与古代相比，中国政府的角色与西方国家的政府角色正好颠倒了。虽然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被颠倒的角色正显示出再次被颠倒的迹象，然而，它也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无论如何，自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以来，一直到五四运动、改革开放，中国官方的现代“行商”姿态是毋庸置疑的。于是我们发现，潮汕地区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行商”模式，虽然在古代不被中国官方鼓励或被忽视，但在21世纪，以潮汕为代表的“行商”传统几乎与当今中国政府的主导模式完全吻合。由此，也使我们对于潮汕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计划所能扮演的角色充满期待。

　　 三、从潮汕陶瓷看生存与开拓能力

            自从有了海上丝绸之路，陶瓷就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潮汕地区从古至今都有非常出色的陶瓷产品，但很少为人所知。历朝历代，中国人所熟知的陶瓷大都是几个著名的官窑。潮汕地处岭南，过去长期与内地交通不便，即便有陶瓷生产也很少运往内地。相反，潮汕地区的陶瓷只要装上船，很容易就运往海外。因此，潮汕历史上几乎是外销瓷最早的诞生地。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潮汕陶瓷在海外很有市场，但内地很多中国人反而不知道潮汕陶瓷。

　　由于潮汕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今天在潮汕的博物馆里看到的历代陶瓷文物大致有两种倾向。一是非常普通的、低档的大众消费品，二是为欧洲洋人定制的个性产品。这两类产品都是外销瓷，显示出潮汕人针对海外市场多样性的灵活策略。这几乎是潮汕人所有海外商业活动历来的传统——不借助政府力量，完全依靠自己走海外市场。因此才造成潮汕陶瓷以及其他一些产品名声在外，国内却少有人知的结果。这个在历史上不被官方重视的结果，今天恰恰是“一带一路”最需要的，即：在中国人无法摆着“坐商”的姿态等人上门的时候，如何以“行商”的姿态，根据别人的市场需求而生产产品、引导消费，应该说，历史上的潮汕人对此很有经验。

　　在汕头参观了长城陶瓷，这家上市企业的陶瓷产品技术质量和艺术质量都很好，不亚于任何一家外国陶瓷企业的产品。长城陶瓷在国内知名度不高，主要是因为它长期做外销瓷，在欧洲市场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我询问得知，与欧洲陶瓷著名品牌相比，长城陶瓷在欧洲的市场价格不到欧洲品牌陶瓷的一半，而在我看来，长城陶瓷的质量丝毫不亚于欧洲任何一种陶瓷品牌。长城陶瓷没有给中国这个陶瓷的故乡丢脸，但它在欧洲市场的处境说明了几个问题。

　　首先，潮汕地区的产品由于没有其他政策支持，基本上体现了一个共同特征，即不惜工本地繁复精细，潮汕陶瓷也不例外。因为在没有其他支撑的情况下，精益求精是潮汕产品唯一的生存之道。其次，由于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优势地位的丧失，随着西方文化占据全球制高点，连陶瓷这种中国最具优势的产品也难登高端商品的殿堂，由此可见文化的作用有多大。当我们看到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在讴歌别人的文化、诋毁中国自己的文化时，我们不得不为无数的中国工人、工匠、设计师、手艺人感到悲哀，那些崇洋媚外的知识分子在全世界最优秀的中国工人的背后，插了一刀又一刀。“一带一路”要在海外通畅，文化是最终、最坚实的支撑！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能为此提供有力支撑吗？第三，在失去文化优势的前提下，潮汕陶瓷以及其他产品依然在想方设法地适应海外市场的需求，依然保持了较大的市场份额，显示了潮汕人强大的市场适应能力，同时，也显示出他们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结合、融合的开放精神。潮汕人身上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传统一个非常优秀的特征，在坚持自我的同时，愿意吸收和借鉴一切有益东西。这一点恰恰也是当今实施“一带一路”计划以及中国更上一层楼所必须的。

　　 四、世界上有三个潮汕

　　潮汕地区由于地少人多，当地人很早就开始到海外谋生，但大规模地移民海外是在清朝末期。汕头有一个“侨批博物馆”，所谓“侨批”就是海外华侨给家乡的亲人写信寄钱，两者合二为一。这些钱大都是小额现金，各种币种，一些中间人也叫“水客”承担了类似邮政汇款、寄信和汇兑的功能，使得在海外谋生的侨民在感情和经济上能与家乡的亲人保持密切联系。同时，即便没有政府机构参与，从事侨批、侨汇的“批局”也保持了良好的信誉。

　　侨批的故事说起来很感人，但事实上它是一种悲哀。侨批之所以大量发生是因为有很多潮汕人不得不到海外谋生，家里人不得不依靠他们的侨汇生存。而大量潮汕人到海外谋生，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本来畅销海外的各类产品几乎都失去了优势，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的大量仿制品、替代品几乎抢占了以往中国商品的所有市场份额，中国又成为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地。以潮汕地区来说，过去还可以在本地生产销往海外，现在本地生产的东西在海外出现了大量强有力的竞争者。最终，当中国的商品无处可卖时，中国人只能出卖劳动力了。当年广东、福建地区大量移民海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它是清朝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被西方打败的结果，是中国衰退的体现。但是，通过侨批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便在中国国力衰退的背景下，中国人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文明素质。这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一百多年后能够重新昂首阔步的重要原因。

          据潮汕地区有关部门统计，长期以来，潮汕人通过闯荡世界已经形成了所谓“三个潮汕”的现状。第一个潮汕是位于粤东的潮汕，大约有1500万人口；第二个潮汕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潮汕人，大约也有1500万；第三个潮汕是侨居世界各地的潮汕人，人口也有1500万左右。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将上述“三个潮汕”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一带一路”的战略会有很大帮助。我认为，“三个潮汕”的有机结合应该跳出过去的固定模式，拓展更大的空间。

　　潮汕地区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比较浓厚，以至于很多人即便侨居海外，依然不忘中国之本，不忘回报家乡故里。过去，这种帮助和回报很多都是物质上的，例如捐款捐物、办厂办学等。如今，中国的物质富裕程度已有很大提高，尤其是沿海地区，某些富裕个体甚至已经超过海外华侨；中国制造在全球声名远扬，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沿海地区的众多工厂。因此，海外华侨帮助内地的传统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产生明显的效益。我认为，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潮汕地区可以利用“三个潮汕”构建一个跨国界的信息网络，形成助力“一带一路”的民间信息中心。

　　这个信息中心首先是商业信息的汇集和交流，国内外的开发、生产、需求信息在这个平台上交流，为生产和销售提供准确而有效的咨询；其次是利用在全国、全世界各地的人脉，为各种商业项目的推广落实提供咨询、帮助和辅导。第三，可以通过信息的收集和整理，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潮汕人号称中国的“犹太人”，意思是说他们很会做生意。但我认为，潮汕人与犹太人有一个巨大的不同，犹太人长期以来没有祖国，缺乏中国人落叶归根、回报家乡的文化传统。即便现在有了以色列，世界上很多不在以色列居住的犹太人依然保持着我行我素的个人主义传统，没有故乡感是犹太人与潮汕人的根本不同。借助华侨建立的民间信息平台不必局限于潮汕人身份，只要是华侨或华侨的后代，都可以成为这个信息网络的末端。

　　2014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在汕头设立“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我认为除了在技术、产业方面开展合作实验外，更应该在信息方面形成功能性的中心，利用包括潮汕在内的所有海外华侨人脉，首先让经济信息加快流动，为“一带一路”提供有效的帮助。其次从长远入手，为国内外文化交流提供一个民间平台。一方面可以使得海外华侨的后代们依然与祖国保持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可以使海外因不了解中国而导致的误解和偏见得到修正。未来世界，“一带一路”上信息流的重要性将超过物资流。或者说，物资流将成为信息流的附属。

　　 五、以我为主的中西结合

　　闽粤地区很多人都是历史上为躲避北方战乱而迁到此处的，因此，他们往往具有相当明显的文化保守性。这种保守性似乎也印证了有些人对于中国文化保守性的总体判断。然而，闽粤地区成为中国海外移民最重要的来源地，又使得“中国文化一贯保守”的判断产生了动摇。事实上，包括潮汕地区在内的中国所有的华侨，一方面具有中国文化的保守性，另一方面也同样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开放性。这种保守与开放的结合，今天在潮汕地区依然随处可见。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开始淡水养殖的国家，迄今为止，中国的淡水养殖在全世界无可匹敌。中国的海水养殖很久以前就有，但大规模的海水养殖是近年的事情。潮汕地区由于临近大海，土地较少，海水养殖便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来源。目前，我国海水养殖的产量已经超过海洋捕捞量，中国的海水养殖除了在个别领域不如日本等国外，总体上超过任何国家，中国海水养殖的产量占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的三分之二。这个案例中欧潮汕人活跃的身影，其保守与开放、保守与创新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潮汕地区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手工艺，其中有一项手工艺很特别，就是抽纱。抽纱原先是国外的技术，因外国客户要求在中国加工，潮汕地区妇女的巧手就将这一技术提高到令人惊叹的地步。曾经为中国赚取了不少外汇。如今外国市场萎缩，国内市场也不大，眼看着这门手艺有失传的危险，如何将其发扬光大，是当今潮汕人面对的难题。我认为，关键在于要给抽纱技术找到新的市场。比方说，现在年轻人的牛仔裤上经常有故意制造的破洞，实际上就类似抽纱。如果抽纱技术能将它的使用范围从桌布、沙发布、窗帘等传统领域扩展到服装等领域，还是大有可为的。

　　潮汕地区很多精湛的传统手工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如何使传统手工艺在现代条件下获得新的生命力？当我们强调开放性时，往往是说要与时俱进。而当我们强调保守性时，往往是强调文化的自信。只有对自身文化自信，才有可能重新塑造文化的制高点，才有可能在各种文化面前不迷失方向，才能够从容不迫地以我为主，将别人的长处为我所用。甚至可能未必是别人的长处，但按照我的标准，与我结合后，反而能大放异彩。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自信的保守性与文化变迁的开放性都很重要，如何将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时代对今天人们的考验。我相信，潮汕人基于各种历史的机缘和特殊历史经验，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给出最出色的答案。（刘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