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海外中国史研究话语权

　　海外中国史研究不仅应被提上议程，更应考虑如何把海外中国史研究的话语权落在实处。重视海外中国史研究话语权是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史研究者的责任所在。
　　
　　话语权是最近几年学界的流行词之一，它指的是信息传播主体潜在的现实影响力。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工具体现的是一种基本的世界观、一种社会关系，具有潜在的现实权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影响。如果将话语权比作一个浇花的喷水壶，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其话语的影响力就到达哪里。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随之迅速提升。海外中国学领域借助发达的网络平台评说中国，关注和参与的群体、领域、范围都发展很快，对当代中国的报道和评述铺天盖地而来。研究者对中国前景的看法基本分成乐观、中间和悲观三类，个别学者的研究观点转向比较快。外部正面、负面信息混杂也搅得国内的意识形态百态丛生。内外联系起来看，包括话语上的“围城现象”，讨论上的“非理性”与“不对称”，传播上的“蝴蝶效应”，价值判断上的“中性化”、“模糊化”等。鉴于此，从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角度考虑，海外中国史研究不仅应被提上议程，更应考虑如何把海外中国史研究的话语权落在实处。
　　
　　 掌握档案发布的话语权
　　
　　这主要指通过发布真实的历史档案，澄清一些新中国成立后因外国人长期使用非权威数据进行研究而歪曲的历史事实，驳斥此前的错误结论。费正清、费维恺、齐慕实等人都提过，冷战时期，研究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材料奇缺，只能以从港台转手的材料为主，直接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准确度。今天，我们要对外树立真实的中国形象，应特别重视外国人研究中国时所用的档案、文献和数据的来源与研究结论之间的直接关系。特别是关于土地改革、“反右”、大跃进、“文革”等一些敏感历史话题，国外的著作很多，但中国人自己写的外文版著述难以见到，一些真相就被掩盖了。因此，中方文献的权威发布十分重要。公布真实的解密档案，可以阻止长期以来外部的“以讹传讹”，起到正本清源的功效。
　　
　　 掌握重要历史节点的话语权
　　
　　国外关于现当代中国的研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研究。其中，争议最大的是道路的“姓氏”问题，讨论最热烈的是中国发展的“模式”问题；最突出的是割裂或对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问题；最涉及本质的问题是试图割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也有关于中共制度建设和国家行政体制建设等的研究，其中不乏一些研究者原来对改革开放持否定态度，后在中国取得的实际成就面前观点发生了变化。每年都有若干历史事件和人物纪念的重大节点，有无提前预案，效果不同，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先行表述的意识。例如，今年我国正式发布“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又恰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将“一带一路”战略与新中国的新疆、西藏以及“三线”建设、铁道兵筑路、环境治理等问题结合起来研究，有丰富的对外宣传意义。201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60周年，中国社会从此进入社会主义新阶段，中外对这个长期以来的研究热点必会有不同的解读。
　　
　　意识形态工作是长流水。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国抗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有世界性的重大历史纪念活动，涉及国际关系、国共关系、历史人物评价等诸多国内外热议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上，学者可以先行、渐进地散发影响。
　　
　　 掌握权威表述的话语权
　　
　　权威表述指中国史研究的标准语表述问题。具体地说，就是需重视历史词汇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和规范性。2015年4月27日，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重要术语译文审定委员会发布《中央文献重要术语译文发布（2015年第一期）》，这是在专有语汇外译标准方面做的基础性尝试，是中国在相关研究文献方面的国家行为，迈出了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对中外研究者都有直接的实用效益。对于《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历史》等含有大量官方档案的著作，也都应这样做。例如，《毛泽东选集》英文版是中央编译局集中全国权威人士组织翻译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外文版诠释，而一些外国人翻译的毛泽东文献英译本并不一定能做到准确释译，研究者依此得出的结论就难免偏颇。
　　
　　掌握表达和传播方式的话语权
　　
　　第一，研究框架。除俄罗斯、日本等少数国家，外国几乎没有与我国相对应的研究机构、刊物和队伍。因此，要求中外双方使用统一的研究框架也不切合实际。目前，国内学者采取的是中式研究框架，部分对应西方的研究内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等著作就是这样处理的。这样的思路是否科学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第二，研究范式和表述方式。搞好新时期中国史研究的前提，是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新时期的新特点，善于从以往的研究中吸取经验，推陈出新。我们强调坚持中方研究的框架，是坚持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基本立场和原则；而用一些西方人可以理解的范式，想解决的是对外宣传中的研究手段和表述方式的问题。比如，外文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成功在国外发行40万册，被外国读者视为了解中国很好的工具书。认为书尾有“索引”，符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是很好的范例。最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中英文版的《小康之路》、《中国的走向》、《中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第三，国内学术成果的外推。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加大推出外文版中国学术著作、论文的速度和数量，包括领袖人物的文选、中国官方政府政策性文件选编、著名学者著作等。现在，大数据、新媒体的作用和影响效果是客观存在的，既是历史的进步，也确实存在快速传播负能量的效果。因此，不仅应该增加专家学者的解读和中外学者的正面交锋，更应该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多发表中方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人民为什么敬仰毛泽东、为什么对“中国梦”报以极大的拥护、为什么对马克思和列宁怀有深深的敬意、建设国家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特色等问题，也需要用有说服力的文章加以正面引导。
　　
　　第四，海外中国史的研究。从史学史的角度对冷战时期海外中国学者以往的研究成果做出整理，对搞好今天的中国史研究有特殊意义。分析费正清、史华慈、施拉姆、迈斯纳那一代学者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成果，比较与今天史料来源相对充足、学术交流相对便利情况下研究结论的变化，涉及许多意识形态敏感问题。包括如何看新中国史学的问题、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主线问题的分析标准等，都值得认真分析。比如，费正清、费维恺是冷战时期美国官方史学的代表人物，颇具国际学界影响力，他们著作等身，也引发过多方面的争议。对于他们在开拓现实中国问题研究方面所做的艰辛努力，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他们的研究方法、思路、范式等，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其中突破了我们底线的、带有强烈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偏颇观点，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的。需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加以分析，突破史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
　　
　　重视海外中国史研究话语权是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史研究者的责任所在。话语权问题，是需要有实力、有队伍、有平台为依托的研究工作。要有一支反应快、能战斗、有深度、有远见、懂政策的高素质的学者队伍。要有一支政治敏感强、写作速度快、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有较宽阔的政治远见、懂政策的高素质的理论和新闻队伍。在信息传媒越来越发达的时代，报纸、杂志、图书、学校讲台、研讨会、论坛、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之外，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微信等新兴媒体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话语平台，为话语权的覆盖面提供了十分巨大的空间。因此，加强中国史话语权平台建设，不仅要发挥好传统媒体的作用，同时要瞄准新兴媒体业态的前沿动态，确保我国的话语权平台占领技术和舆论制高点。设计好话语议题，把握好话语导向，贴近话语对象，也都是搞好海外中国史研究话语权的工作范围。（梁怡）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