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友三：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由马为良先生和他的《〈弟子规〉新解》想到的

　 　一

　　马君为良先生著述的《〈弟子规〉新解》一书业已付梓。日前，为良先生专程过访，要我为之撰写一篇序言。我自知学养不足，难膺其任，但他的殷殷诚意和与我的多年友情却使我不能不应承下来。

　　我与为良先生相识二十余年，在吉林市的各类社会活动以及雪柳诗社、楹联家协会、孔子研究会等多个社团的文化活动与学术活动中多有交往。在我和朋友们的心目中，为良先生永远是一位本色读书人，一位践行“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

　　认真说起来，为良先生还是我的校友与学兄。他长我5岁，早我4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就读教育系，专业研读教育理论和教育史。1963年学成毕业后回到吉林市，先后任教于普通中学和教师进修学校，从事中学教学、教学研究、教师培训与干部培训工作。至90年代，被选派到机关工作，但从未离开教育事业。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为良先生通过亲身执教和指导教学，为吉林市的教育发展做出了贡献。更为可贵的是，他还始终坚持研究教育史和孔子的教育思想，自觉传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1997年，吉林市酝酿成立孔子研究会，为良先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发起者。研究会成立后，又先后出任副会长、顾问、会长，自2004年起连续十余年坚持举办义务讲习班。最为突出的是，在亲身宣讲和撰述文章之余，他还别出心裁地采用编印挂历、台历的方式，将孔子的一些名言金句印在日历上，使之便捷地进入到千家万户。现在，为良先生又著述了这本《〈弟子规〉新解》。毫无疑问，这一新作是他凝聚数年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研读与弘扬孔子教育思想的一个新成果。

　 　二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就已出现了为贵族和官宦子弟开设的教育机构。所谓“夏曰校，殷（商）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为了教授幼童开蒙识字，历代都编纂了相应的教本。据史籍记载，自周宣王太史撰《史籀篇》以次，先后有《为吏之道》（战国）、《仓颉篇》（秦）、《爰历篇》（秦）、《博学篇》（秦）、《急就章》（汉）、《女史篇》（东汉）、《始学篇》（三国）等数十种。应该说，这些教本都是历代名家所作，也都曾称誉一时，对幼学启蒙以及传承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做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但是，自南朝梁武帝时周兴嗣编纂完成《千字文》，宋代又出现了《百家姓》（“江南老儒”编）和《三字经》（王应麟撰）以后，前述诸多教本尽皆湮没，而被后世合称“三百千”的这三种读物则成为蒙童受教的经典教本，经代代传续，历千余年不衰。

　　“三百千”是三部浅近的教本，都采用歌谣式的语句，然而在内容上却各有不同。《三字经》的内涵丰富，在讲述重视教育、孝敬父母的道理和实例外，集中讲述了古往今来的朝代更替和历史沿革；《百家姓》是收罗、胪列国人的全部姓氏；而《千字文》则包含了天文、地理、自然、社会、历史以及饮食、居室、园林、祭祀等各方面知识。对于这三种教本的作用与价值，明代思想家吕坤曾有言云：“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换言之，教读“三百千”就是在进行识字教学的同时教导学童粗明事理、知道历史、了解社会，并且掌握一定的天体和自然知识。由此也可以看出，“三百千”的内容相辅相成，久已形成稳固的教学体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弟子规》一书能够广泛而快捷地传播，直至跻身“三百千”的行列，其原因就在于它蕴涵的价值。

　　 三

　　《弟子规》一书系出自清初顺康年间山西学者李毓秀之手。李氏为积学老儒，饱读诗书，因科考不利而终生执教。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对学童的心理特征与思想需求十分熟悉，便采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和朗朗上口的语句，将做人的基本道理和待人接物的礼貌编写成名为《训蒙文》的教本，并且随着足迹所及传到邻近的几个州县。李毓秀逝后，另一山西学者贾存仁对该书加以梳理修订，重新定名，后由书商印制成册，从而使这部小书在更大的范围传播开来。

　　“弟子”，当然是指称学馆里的生徒、学童；而“规”者，乃规矩、规定、规范之“规”，亦即一个健全社会必不可少的人伦之礼。由于书籍的内涵丰富，编排得体，同时又兼具语言流畅、易于诵读的特点，因而得到广泛认可，渐次成为全国学塾的通用教本。

　　这里还应该附带申说一句。《弟子规》印制成书的乾隆年间，也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年代，为了缓解中原地区的救灾压力，清廷被迫允许鲁、冀、晋三省的饥民“出关就食”。当一大批以著名的牛子厚家族为代表的山西“流民”进入到吉林地方时，也同时把《弟子规》等带了过来，这也就使这块曾被山海关和“柳条边”长期禁锢的土地成为《弟子规》最先传播的一个地区。从历史事实出发，《弟子规》教本的传入，对吉林地方的教育发展和民风形成，都曾产生不容低估的重要影响。

　　清末以后，伴随着政治上的“维新”、“改良”和“革命”，我国的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教育也在时代的冲击下发生了嬗变。应该承认，废除科举考试，兴办新式学堂，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对于开启民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有着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不加选择地全盘照搬日本、欧美、苏联的教学模式，完全丢弃“三百千”与《弟子规》所承载的固有文化传统，也催生出片面注重文化知识，却缺失道德教育、文明礼仪教育的畸形。特别是在号称“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烂，民族传统文化饱受摧残，就连科学知识也因“知识越多越反动”而招致冷落。在“破四旧”、“斗批改”的口号下，学校被改变成“小闯将”，即“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人物的养成所。这一种劣质政治下的劣质教育毒害了无数青少年，也毒害了他们的下一代，试看近几十年社会上肆虐的坑蒙拐骗和形形色色的违法犯罪案件，无一不是那种劣质教育留下的恶果。

　　值得庆幸的是，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也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后依然不绝如缕地传承下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弟子规》就与“三百千”及其他传统典籍一起由多个出版社广为发行，成为人们的案头读物。相应地，社会上也出现一些面向中小学生的讲习班。对于源自民众的这一文化现象，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也有人认为《弟子规》并非“经典”。按，“经典”一词的本义是指典范的儒家典籍，从西汉初年明定《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儒家典籍为“五经”开始，经历代先后增补为“六经”、“七经”、“九经”、“十经”、“十一经”、“十二经”，直至宋代定为“十三经”，成书于清代的《弟子规》当然没有可能列于其中。因此，说它不是“经典”并无不可，但这并不能就此得出“非经典即无价值”的结论，因为从清中叶至今三百余年的广泛流传，早已彰显出《弟子规》一书的社会影响和重要价值，说明它是一部得到广泛认可的好书，一部很有益的蒙童教本，无论是否列为“经典”都无损于它的教育功能与思想价值。

　　 四

　　对于人们学习和认识这本书，进而厘清它与儒家经典的关系，为良先生的《〈弟子规〉新解》可称是一本前无古人的开创性著作。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不同于通常的注解诠释，也不停步于一般的理性探讨，而是在两者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对《弟子规》一书的语句与思想寻根究底、追本溯源，从而揭示出它的文化根脉。可以想见，这项工作是繁巨而又琐细的，既要熟悉儒家的经典，又要探求字词中的微言大义。为良先生以古稀以上的年龄毅然从事，正所谓“皓首穷经”，他的工作精神是值得敬重的。

　　我能够理解，为良先生撰述此书的目的是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弟子规》，以便继续发挥它的教育功能。在过去的年代，《弟子规》作为学塾教本，曾经对历代学童的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发挥过作用，在教育史上留有永不磨灭的一页；在今天，这部书的教育思想和相关内容依然有着可取之处，对于我们建立和谐社会，在青少年中开展道德教育和文明礼仪教育也同样具有积极作用。我完全赞同为良先生的学术观点，更赞赏他的辛勤劳动，在《〈弟子规〉新解》一书即将面世之际，谨以此敬致我的祝贺与感佩之意。（编辑/王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