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上能下 优进劣退

　　编者按：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这一规定特别针对干部能上不能下这一老大难问题，尤其是怎样把那些没有大过、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的干部调整下来，作出了明确规范。此举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广泛关注。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按照中央要求和部署，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现将浙江、安徽、贵州黔西南三地的探索集中刊发，以飨读者。

　　浙江：两年调整千余名干部

　　本报记者  顾  春

　　“到处都在推行‘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重点工作，就我们镇看不到成效，环境还脏乱差！”前不久，浙江金华市某镇群众对上级督查组和相关媒体栏目反映该镇党委书记不作为。金华市纪委、市委组织部迅速介入核查，认定该镇党委书记不称职，作出免职处理，并对相关的6名镇党委班子成员、4名镇机关干部和1名村干部进行问责处理。

　　2013年起，为培养一支过得硬的干部队伍，浙江在“能上能下”上动真格：干部队伍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所谓“下”包括几种：领导职务改非领导职务，重要岗位调到非重要岗位，降职和免职。

　　为此，浙江省委提出17条具体措施，将不适宜担任现职领导干部列出5类21种情形，考核和管理重点在管早、管小、管在平时，及时发现、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

　　“2013、2014两年，共有1000余名干部被调整，其中40％受到降免职惩罚，力度非常大。这个‘下’不包括违法违纪，主要是对不作为、庸懒散和违规行为作出的惩罚措施。在浙江，暮气沉沉、不敢担责、不负责任的干部，难以待在重要岗位上。”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有奉化市的官员感慨“为官不易”，奉化建立了一套干部刚性退出机制，有28条扣分值设定为最高分10分，比如环境保护、社会管理等方面严重失职，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造成严重影响等，都一次性扣10分。低效无为“慢跑”也不行，工作推进不力、工作状态不佳或群众认可度较低，两年内扣分达到10分的干部，由组织部门列入不适宜担任现职领导干部建议名单，作出轮岗、改任、待岗、降职、免职等组织处理。

　　跟奉化一样，浙江各地都出台实绩考核依据，定好“标尺”，让干部明白“下”的标准。

　　金华市制定关于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领导干部实施细则，明确年度考核、专项考核、问责、群众满意度、违法违纪、人岗相适度等6方面28种情形，干部该不该下，界线分明；长兴县构建起一套干部能上能下的标准化运行体系，实绩考核占百分制评价分中的50%；同类排名得分连续两年靠后5%的，必须实行降免职处理；干部第一年得分排名列同类同组后5%或连续2年排名列前15%的，进行调整。

　　在浙江，必须表现优异，干部才能上。2013年开始，浙江坚持每隔3个月选一个晚上，所有县委书记跟省领导一起视频对话，每个县委书记发言时间控制在6分钟内，要求是摒弃空话套话，必须“讲干货”。对特别优秀的县委书记，浙江规定按程序报批后，可以提任地级市党政正职、省直单位“一把手”或党组副书记。

　　“下”来的干部怎么办？浙江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实行动态跟踪管理，把调整看成新的起点，鼓励干部重新起步、有所作为。“如果表现优秀且符合有关规定，这些干部也有‘上’的机会，避免‘一下定终身’的负面效应。”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安徽：“太平官”没了市场

　　本报记者  钱  伟

　　“6月2日，合肥大雨，上午走访全区7个防汛点，随后赶到老旧小区整治现场并在工地吃饭，下午协调区里大建设项目推进……”这是安徽合肥市瑶海区住建局局长王闯一天的“做事档案”，从2010年开始，瑶海区就把对“做事档案”的考核作为科级以上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如今已经扩大到全区1000多名干部。

　　“做事档案”  接受群众监督，成为反映干部努力程度、工作成效和实际变化的“工分簿”，干得好提拔，干不好诫勉谈话直至“摘帽子”，瑶海区从严从实考准干部，正是安徽力破“官本位”，治庸、治懒、治散，完善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用人机制的一个缩影。

　　2013年底，安徽出台《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领导干部暂行办法》，直指庸懒散“混日子”、作风差的领导干部，过去“不出事”就能当“太平官”的想法彻底没了市场。

　　《暂行办法》出台后，瑶海区就召开了全区干部大会，通过现场测评，结合日常考核，对5名日常工作虽没有“硬伤”、但平庸无为、不在状态的干部，由组织部主动约谈，督促整改；对2名平时庸懒、实绩较差的干部，及时给予效能告诫或组织调整。接着，区里又对因作风不实、造成不良影响的2名干部给予行政处分。

　　“这次是真改革，真对自己动刀子！”瑶海区委组织部干部刘剑说。

　　记者找到了这份让不少“混日子”的官员谈之色变的“紧箍咒”，其中提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力、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领导能力弱、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突出、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重，就该考虑“收拾铺盖走人了”。

　　同时，有些干部也被认为该“挪挪位子”。例如在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换届考察中，现班子成员会议投票推荐得票未达到半数、民主测评优秀和称职得票率未达到2/3或不称职得票率超过1/3的；在干部考察中，干部群众反映问题突出且有具体线索的；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在本区域或行业评比中连续两年处于落后地位的，等等。

　　“过去有些人总以为熬时间就能等提拔，现在好了，只有埋下头真正干事创业才能获重用，真是大快人心。”王闯说。

　　有人担心，不适合担任现任职务的标准有些不具体，不同的岗位面对的情况不同，会不会出现“误伤”？

　　安徽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不必担心“拍脑袋”决策造成的“误伤”，安徽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需要经过专项考核、分析研判、研究决定等3个主要程序。

　　记者了解到，专项考核由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实施，可结合干部考察、年度考核、目标考核或专项调查等方式一并进行，重点对拟调整对象存在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并当面听取本人意见和申辩。

　　截至目前，安徽已先后对63名省管干部予以调整职务、诫勉或批评教育。其中，免职18人、降职4人、改任非领导职务13人、转任其他职务6人、诫勉2人、批评教育14人、谈话提醒6人。

　　黔西南：干部不胜任，召回！

　　本报记者  汪志球  黄  娴

　　37岁的王琴（化名）这半年养成一个习惯：每读到一条与自己工作相关的新政策就记录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不时翻看，在旁边做些备注。习惯的养成源于今年1月被县里“召回”的一次经历。

　　2014年11月，贵州省教育厅专项检查组发现册亨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系统管理混乱、监管不力，导致学校未按月发放资助金。2015年1月，册亨县教育局对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人王琴作出警告处分的决定，并将她列为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对象。

　　“这次召回对我是一种警醒，是事情还没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前一种有效的处理方式。”王琴说，“被召回”后工作状态发生了“质变”。“注重学习”“认真负责”“吃透政策”，是目前单位同事对王琴的普遍评价。

　　长期以来，干部任用面临能“上”不能“下”的局面，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创新推出“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截至今年4月，全州7.5万多名干部已有1668名不胜任干部被召回，其中召回干部中改非（由领导岗位调整为非领导岗位）或免职165人，待岗67人，辞退或解聘27人，余下培训完回原岗位工作。

　　州党委书记张政说：“召回制度就是要让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在现有干部管理体制内放入一条鲶鱼，激活一池春水。”

　　目标明确，但如何召回？在州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梁喜明看来，设立干部召回标准是前提。率先实施该制度的兴仁县梳理出“工作被省、州、县‘一票否决’”等10余种情形。在兴仁县有效探索的基础上，黔西南梳理出“工作不在状态”等30种“召回”情形，  并出台配套措施和细则，明确执行标准和基本方法。

　　召回以后怎么办？梁喜明介绍，依照干部管理权限，通过不同渠道提出对被召回干部的安排建议，并根据情节轻重，采取集中教育、跟踪考察、组织处理等方式进行管理。

　　为确保“召回”效果，黔西南紧扣“四子”要素，多管齐下：“面子”上，凡进入学习班的，在机关单位、报刊电视等公开曝光；“票子”上，视情节轻重扣发部分或全年绩效奖金；“帽子”方面，对发现和查实的作风问题“零容忍”，一律纳入“召回”管理；“板子”方面，对跟踪考察仍不合格者，采取转岗、免职、降职、降级、待岗、辞退、解聘等方式进行处理。

　　“通过各种方式的培训进行‘回炉’修炼，加强教育、改造，‘合格’后再投放‘市场’。”州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建勋表示，召回并非“一棍子打死”，州党委建立“召回干部”跟踪管理制度，对业绩突出、群众认可的干部，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特点，按照《干部任用条例》等规定调整到合适岗位，甚至提拔使用。

　　“召回让‘为官不为’者无处藏身、无法安生，打破了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惯例”  ，州党委常委、组织部长穆嵘坤表示，唯有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一切从实，召回的干部才会越来越少，担当有为的干部才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