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海外人士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期间，许多海外人士通过各种途径来到了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经过实地采访或考察，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和解放区有了比较直观的认识和深入的了解。在访问期间或结束后，他们纷纷用笔忠实地写下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观感，具体生动地展现了中共的执政理念、执政行为、执政绩效和精神面貌，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真实形象。

　　一、“我们亲眼看到八路军是作战的”

　　由于国民党长期实施新闻封锁，并宣传“所谓八路军与新四军均抗而不战，游而不击”，因此海外人士到解放区后首先关注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否真正坚持抗战。1944年，在经过几番力争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成行，对延安和晋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采访。访问归来后，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立即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撰文说：“在封锁线后面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的擦拭着自己的眼睛。”1945年回国后，他又出版《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并在书中列出专章“中共作战努力目击记”，从不同方面引证了大量材料，证明中共部队“在不断地战斗”。他还澄清：“从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据来看，我的结论是：延安所说的中共领导的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

　　在这次采访活动中，美国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曾经近距离观看了晋绥军区第八分区的一场战斗，深受鼓舞。他在庆功会上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到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回国后，福尔曼又写出《北行漫记》一书，他这样写道：“从我两月中和八路军在敌后一起活动中所见到的事实——真的从事参加于这种坚强据点与碉堡的占领与毁坏——我才相信共产党的说话并无夸张之处。”

　　美国记者武道是国民党中宣部顾问，但延安之行改变了他对中共的态度。回到重庆后，他在新闻界联席会议上坦言：他过去对八路军共产党是反对的，可是这次到了延安和晋西北，证明他过去的观点是错误的，八路军真是能打仗。他在为重庆《大美晚报》撰写《我从陕北回来》一文时，从8个方面谈到边区的所见所闻，包括老百姓生活进步、人民都有选举权、强烈的抗战意志、言论出版自由、我看见了战斗，等等。

　　继中外记者团之后，美国《纽约时报》驻中国特派员艾金山也进入边区访问。他后来也指出：“随共军进入战地的外国记者都认为中共军队的确竭力抗击日寇。有许多在沦陷区跳伞降落的美国航空队多由中共游击队营救出险，对中共尤为感激与赞扬。……去年三月每次日本广播与华军接触，事如属实，什九是与共军的冲突。”

　　与此同时，美国还曾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和晋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考察，“他们看到八路军在前线英勇作战、战绩辉煌，绝非国民党所诬蔑的‘游而不击’”。于是，他们向国内报告：“最最重要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共产党军队，从抗日战争开始几乎一无所有，在华北、华中一个很大地区里，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实力，在那些地区里他们正继续牵制着大量日军。”今天看来，这些对中共抗战的记录和报道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也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毫无保留地奋战在抗日的第一线。

　　二、“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

　　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器非常简陋，却屡屡打败强大的日军。其中究竟有何奥秘？这自然引起了许多海外人士的兴趣。1937年11月至1938年8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罗斯福总统密使卡尔逊上校在两度考察华北敌后战场后终于发现：八路军游击战是使日军装备优势得不到发挥的最有效作战方式，“八路军深入敌人的后方发挥游击战争，到处予敌人以重大威胁，这是争取胜利的最大条件”。

　　除了游击战术外，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也给卡尔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支军队力量的源泉在于道德灌输”，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教育军队和人民了解他们为什么而战”，并且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约束部队的行动，决不允许像旧军阀军队那样践踏人民的权利。卡尔逊对八路军政治工作的这种肯定，得到了其他海外人士的印证。美国记者和作家斯特朗便说：“（八路军）军队同人民紧密相连，发挥着人民战争的作用。”美联社记者贝尔登也写道：“农民经常告诉我：‘八路军就像我们的亲爹娘一样。’共产党反过来则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是我们的爹娘。’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权力的性质了。”

　　美国《时代》周刊驻远东首席记者白修德到了延安后，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他们的利益是和那些为穷困所迫、深受苦难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从那里他们得到最大的支持。”他同时强调：八路军的力量就在于“深入到每个村镇的下层黑暗中去，用他们的意志，用他们的口号从那里唤起了国民党以及日本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力量。这力量来自人民——来自无数麻痹着农村的压迫的解除，来自群众的智慧，来自农民的大无畏而持久的英勇精神”。白修德还曾回忆自己一次跟随国民党游击队行动，为了得到百姓的帮助，国民党游击队谎称是八路军。由此可见，八路军与群众关系之融洽是其他军队无法比拟的。

　　关于这一点，美军观察组的戴维斯在1944年11月7日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党）他们生存下来了，并且壮大了。具有这种显著的生气和力量的原因，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均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卢登在1945年2月2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也表示：“我们所目睹的华北共产党得到民众支持的证据是这样广泛和明显，……在中国近代史上，头一次有一个统治着广大地区的完全由中国人治理的政府得到民众积极支持，而且民众的参与正在不断扩大。”

　　三、“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

　　由于这些海外人士赴延安之前大多驻留过重庆，对国民党有着透彻的认识，所以经常会将二者加以对比，甚至对国共两党较量的结局作出大胆预测。如陈嘉庚1940年先后到访过重庆和延安，他后来曾回忆：到延安后，“余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军事则与民众合作，联络一气，同甘共苦，推诚相待，……至政治方面，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吃苦耐劳，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优待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其他兴利除弊，都积极进行。……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1944年，美国记者斯坦因到了延安后也说：“这里没有厌战情绪，只有开路先锋者的社会的坚持的战斗热情。”他还预言：“人们已开始把新民主主义制度看作他们自己的制度。必要时，他们将为保卫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战。”

　　随后到访延安的美国记者白修德更坦言：“至今为止，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整个抗战时期该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人民脱离古老的苦难，这样获得了威权。访问过中共区的人士似乎是逃脱了国民党的压迫，进入到光明的地区。”在此期间，美军观察组成员也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前途比国民党更光明。谢伟思在1944年7月28日的报告中指出：“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众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他还说：“从这基本的事实，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占有确定的和重要的地位……在短短的几年中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戴维斯在1944年11月7日的报告中同样表示：“蒋的封建的中国，不能长期与华北的一个现代化的、有活力和有人民拥护的政府并存。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而是他们的命运。”

　　有意思的是，这些海外人士还尤其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卡尔逊便认为：“八路军的高级领导人以诚实、坦白、人道和智慧著称。他们是一批抛弃了舒适生活和物质享受的人。因为他们立志要为受苦的无权的大众去争取一个较好的社会经济制度……他们非常正直，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彻底的忘我精神。”白修德也指出：“当我1944年访问延安时，他们实际上比重庆的领袖们无论在体质上或思想上都要坚实得多。”“他们彻底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了解农村。他们可以说是社会关系的工程师，他们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些什么，而且完全懂得这些疾苦怎样能转化为行动。”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同样写道：“国民党领导人政治上是盲目的，而又彻头彻尾的自私，他们主要关切的是保存他们摇摇欲坠的政权”，而“人们得到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总的印象是，他们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的集体，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观察组成员多姆克甚至断言：“中共是新兴的，办法、作风、民主都是新的，人民拥护……我想，国民党如不想新办法，死亡不久了。”

　　总之，海外人士根据自己在根据地的直接观察和亲身体验写下了大量报道，有的后来还撰写专书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力量。这些报道和文章，打破了国民党长期的欺骗宣传，向世人展示了另一个中国——红色中国的存在，使大后方和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评价，扩大了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同时，他们通过与国共两党的广

泛接触，得出了一致的看法，即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共产党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这个充满远见卓识的预言，已经完全被历史所证实。（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卢毅为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