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与“一带一路”

　　■演讲人：郝时远 ■地点：民族文化宫 ■时间：2015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只有了解了这个“家底”，才能真正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

　　文化多样性与“一带一路”

　　过去，我们大多从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角度去看我们的国情，包括一穷二白等等，但是文化特色可以说是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体现中国文化多样性特点的这样一个载体，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地区，当然很多也是贫困地区。这样一个基本国情，我们应当很好地去把握和理解。因此，“文化特色区”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多样性的特点。

　　今天，我们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从历史上的边缘地区、改革开放的后方地区转变成为前沿地带，而这个前沿又是一个既要对内开放，又要对外开放的双向开放“中心区”。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理念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发展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发展的潮流，即坚持和谐和包容的准则。

　　我们注意到，在“一带一路”建设愿景和行动的文件发布中，特别强调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观。就是说，我们理解广义的文化，一方面要理解文化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要理解文化如何去共生共荣，包括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它的发展模式也属于政治文化范畴，同样要得到尊重和相互的兼容、宽容、理解，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讲，也是可以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的，那么从这样一种角度出发，具有示范效应的民族地区的文化优势应该说相当重要，因为对外开放本身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内容，而且是文化方面的内容。边疆民族地区的示范效应和文化优势十分重要。所以，从基本国情和双向开放这两个角度，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中华文化多样性源远流长

　　先秦时代的文献已经记载了，“五方之民”共天下。天圆地方下的“五方之民”指的就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华夏。在这种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格局中，对周边统治的传统智慧，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因俗而治、和而不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种维护一统而又重视差别的理念，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的历史，是“五方之民”在互动交融中共同创造的历史。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越是强盛的王朝吸纳的民族就越多。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正统。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那么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讲，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民族多样性决定了文化多样性。多样性意味着差异，而差异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现象。当然差异也意味着矛盾，这种矛盾就是说我们应如何对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差异，如何对待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甚至如何对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这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文化观或放大的文明观的问题。

　　生物多样性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这个基本道理已经相当普及。那么，文化多样性为什么不能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基础？为什么文化多样性一定要冲突，甚至放大为“文明的冲突”？这是我们研究文化问题和面对多样性问题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少数民族文化是构成中华文化最斑斓的色彩，这一点显而易见。中国共有38项非遗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少数民族项目有14项。2013年，1219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中，少数民族项目有433项，占34.9％；1986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少数民族传承人有524名。这表明，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斑斓色彩，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的问题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