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70周年新闻中心就依法治国情况举行发布会

　 　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31日上午10时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二层多功能厅举行第三场记者会，邀请中央党校政法部常务副主任卓泽渊解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情况。

　　卓泽渊表示，谈到70年前那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我们不能不说，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道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经过了70年的风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到今天，我们有了一个和平、安宁的和谐建设的新时代。如果能借用刘禹锡那首古诗的话，我们就很高兴地说，真的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这美丽的早晨，我们将一起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主题进行交流。

        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举行抗战胜利发布会解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情况。中国网 董宁

　　当朋友们听说今天的主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后会不会有疑问？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主题？如果从法治的意义来考察，我以为我们必须立足现实，反思历史，着眼未来。我们的现实是什么样的现实？放眼神州大地，依法治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为中国的治国方略，一场声势浩大的法治行动在中华大地上演绎。我们看看当今世界，这是一个走向法治的世界，法治化的中国和走向法治的世界在这个时代奏响了一曲合奏曲。我们在这个时刻来纪念这么一次伟大的胜利，我们不忘历史，我们缅怀先烈，我们离不开反思。

　　人类走到今天，多么艰难而不容易！回想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甚至不必区分是不是侵略，只要是主权国家就可以发动战争。在一战后，在国际联盟的主导下，世界共同的认知就是我们必须反对侵略战争，而且认为侵略战争构成国际罪行。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还是不幸地发生了二战，人类又一次进入灾难的战争深渊。在二战后，我们成立了联合国组织；在二战后，人类又一次开始了对自己法治的反思，用法治来制约战争，用法治来阻止战争发生，用法治来消灭战争可能发生的因素，使人类能够持久和平。我们正是在这样不断努力中前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世界并不平静，一些大大小小的国际纷争导致的国际战争冲突依然不时地出现在世人的眼中，令人忧虑。未来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二战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创伤，我们抚今追昔；二战给我们带来的反思的成果，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法治的制度设计，要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法治保障。那就是人类永久的和平与安宁，也就是这套和平与安宁所需要的法治环境、法治体制、法治机制。

　　中华民族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开创一个新的法治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奏响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凯歌。

　　 以法治形式为国际和平奠定基础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记者：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主题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如何通过法治化形式将抗战胜利的精神固化下来？

　　卓泽渊：这次纪念活动的主题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们要珍爱和平，如何开创未来？法治是我们不可回避的，而且是我们必须牢记的重要法宝。面对当前的国际局势，我们应该怎么让这个世界能够持续地和平、安宁，我以为从法治意义上讲，可不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法治的形式来为国际和平奠定一个法治的基础。我们在一个国家内要搞法治，我们在国际社会也必须坚守法治，正如联合国一直倡导的，我们要坚决反对那些在国内搞法治，在国际不搞法治，或者在国际上搞法治，在国内不搞法治的国家。我们既要有国内的法治建设，还要有国际的法治建设；我们要建造国内的法治基础，也要打造国际的法治基础。我们要用法治的形式来为国际和平奠定基础，我们要倡导用协商、谈判、调停、斡旋、和解的方式来化解国际争端，我们要用国际法律化的仲裁乃至审判的方式等来解决国际冲突，总之我们要用法治的形式为国际的和平奠定法治基础。

              中央党校政法部常务副主任卓泽渊解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情况。中国网 董宁

　　第二，我们还要用法治的形式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人类总是渐进地向前发展，这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很多问题是事后方知的，我们并不是早有预见地把国家之间的疆界划得那么清楚，把一些历史问题早就弄得那么明白，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猛然发现我们前人给我们留下一大堆问题，我们自己还有许多问题在历史中沉淀在那里，还不时地被人们想起，还成为国与国之间的纷争。怎么办？用合乎国际法治的方式来认识矛盾、解决冲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第三，我们恐怕还应用国际法治的形式来面对新的国际争端。当今世界是旧帐未了，新帐又起，老问题没解决，新矛盾又发生了。旧的问题要靠法治，新的问题也要靠法治，所以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这个世界在今日所面对的新问题。

　　第四，我们需要用法治的形式来维护国际秩序。国际秩序大体还是安宁的，还是有序的，我们要用国际法治有效制止、防止侵略的发生，我们要用法治的方式来切实地化解矛盾，解决争端，使目前的国际环境能够持续乃至变得更好。

　　如果说我们能从这四个方面努力的话，那我们就能真正实现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而法治在其中的作用就必定会得到凸现。

　　 遵守国际法治是二战成果得以维系和巩固的第一手段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法治的形式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固化下来？

　　卓泽渊：二战坦率地说首先是场灾难，二战本身不是成果，二战的胜利是成果，因为这个成果的获得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我们的代价是极为沉痛的。有了这样沉痛的代价，在走向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把那些来之不易的成果确定下来，确认下来，保障那些成果不会得而复失——得到了又丢掉了，那我们的牺牲就白费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可不可以考虑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遵守国际法，遵守国际法治。服从、遵守国际法治恐怕是二战成果得以维系、得以巩固的第一手段。在二战即将结束或二战结束以后，当时的参战国和未参战的许多国家共同致力于新的世界和平的打造，定义了一系列的国际条约，这些国际条约不仅仅确认了相关国家的权利义务，而且这些国际条约在今天已经成为国际法的重要渊源，也成为国际法的重要构成部分。现在我们必须遵守这些国际条约，遵守二战后国际法所确立的那些基本原则。只有这样，二战的成果才能被我们坚守。

　　第二，二战结束后，世界持续了70年的和平安宁——当然是总体上这样的国际环境，人类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经验，建造了一些新的规则，也发现和运用了很多在新的时期解决国家与国家矛盾冲突的方法、形式、路径，我们要努力把这些方法、形式、路径上升为新的国际法规则，上升为国际法的新内容，从而固化当前的国际和平的整体态势，维护这个和平的局面、和平的秩序状态。

　　第三，推动国际法创新。国际法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从有国际交往开始，国际法的规则就在相互交往中不断向前进步、丰富、发展，一直到了今日。我们要走向未来，我们也一定担负着推进国际法与时俱进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们要使国际法不断向前发展，使国际和平因为国际法的进步而得到更多、更大、更好的保障。

        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陈陆军主持发布会。中国网 董宁

        中央党校回应校名卧石迁移:照相人太多影响交通

　　 记者：位于中央党校校前由江泽民亲笔题字的“中共党校”校名卧石，本月从中央党校南门外马路边移到校内，这个是不是对江泽民的不尊重？这是否意味着党中央对江泽民不满？另外，可不可以帮我确认一下这个字体是不是江泽民写的？

　　卓泽渊：中央党校校名卧石放在中央党校大门口外50米外的草坪上，这是此前的一个状态，那个校名的确是江泽民同志所书写的。江泽民同志书写的校名卧石现移到校门之内办公楼主楼之前，为什么做这个移动？昨天党校媒体已经做了很正式的解释。放在大门边上，很多人到了中央党校大门口都想去照相，照相最好的背景就是党校校名，而碑前就是交通要道，因为我们正对面就是颐和园的围墙，中间隔着的是到颐和园北宫门的交通要道，常常因为照相的人影响交通，也会影响照相人的生命安全。基于这个原因，为了交通安全，为了照相人的人身安全。中央党校统一安排装修装饰，把它移进了主楼之前。其实这不意味着对江泽民同志的不尊重。我们一如既往地尊重他。同时，我们还在校园内的中轴线上矗立了马恩塑像和毛泽东、邓小平的塑像，都是这次一并规划实施的。

　　 任何一个国内立法必须考虑国际法的要求

　　 记者：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安倍内阁正在不断推动“安保法”走向合法化，这个月将在议会进行表决。我的问题是，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我们国家如何在外交政策上保证外交政策的平稳，特别是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保证东亚地区的安全和周边的稳定？

　　卓泽渊：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和平的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信守的，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而缔造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所以中国处理中日关系如同处理其他任何国家关系一样，都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进行。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在这个时候，如同一如既往的主张，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只有铭记历史，才可能真正有持久的和平。我们要努力开创未来，而开创未来，我们一定要遵从国际法治。所以，任何一个国内立法必须考虑国际法的要求，必须考虑人类共同认可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那么，国内法对国际法的尊重是理所当然的法理诉求，我相信世界上许多理性而民主的国家，都会在当今时代依照法治的思维最终选择符合法治的道路。

        一个国家的基本国策是其战争或和平的决定性因素

　　 记者：日本是从“明治维新”开始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您觉得从法治的角度有什么需要反思的地方。还有，这两天日本民众正在集会，抗议新安保法案通过，您觉得强推安保法案对日本或者对中日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

　　卓泽渊：日本明治维新对日本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它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使其国力得到大大加强，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这里我要说，一个国家是走向战争还是走向和平，决定的不是它的经济，我以为是这个国家的国策。一个国家如果趋向于战争的国策，贫穷也会发生战争，穷就是战争的理由——因为我穷，看不惯你富，因为我穷，所以我要向富人挑战，不怕打。富也同样会成为战争的理由，成为战争的基础——我富了，有钱了，不怕打了，于是就膨胀了，军国主义就出来了。所以说，经济发展的快慢、贫穷与富裕，不是决定一个国家战争或者和平的决定性因素，而决定一个国家是走向战争，还是持久地推进和平，我以为是它的基本国策。

　　您刚才讲到日本推动安保法的变化，我也看到报道，日本国内许多人也把它命名为“战争法”。我以为日本政府、日本有关机构、日本的人民会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应该思考，尤其是在二战结束的今天，多么深刻的教训，历史的包袱不能背着，背着就永远是负担，我们只有坦然放下历史包袱，才能走向未来，才使我们未来的脚步迈得更加轻松。

中国网记者提问。中国网 董宁 摄

　　 特赦是中国新时代依法治国背景下的法治范例

　　 记者：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是特赦，在庆祝胜利70周年的大背景下，您认为特赦和依法治国是什么关系？怎么评价法律价值，怎么看待其意义？

　　卓泽渊：特赦在全世界都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大量国家都在国家的庆典、国家的重要纪念日宣布特赦。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是第八次特赦了。特赦是国际社会，也是中国历史上已有之成例，已经有的先例。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特赦在我们国家是依照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特赦的整个过程都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所确定的程序来决定、实施、推动。所以我以为中国这次特赦彰显了中国新时代依法治国背景下如何进行特赦，也是一次很好的法治范例，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三，法律的价值追求是多元的，法律的价值追求是公平、正义、和谐、美好、仁爱、人道，这些都是人类很美好的价值观。通过特赦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具有社会学上的意义，同时也具有法律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在这次特赦中首先是特赦了那些曾经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新中国成立以及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作出过贡献，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犯罪的相关主体。我们其实还关注了75岁以上年长的在押重犯的特赦。这彰显了中国的法治精神、仁爱精神、人道精神，我以为这次特赦的意义是法治的，但并不仅仅局限于法治。在岁月的流逝中，这场特赦必将会展现出它的魅力，展示出它的美好。

　　 中国为国际法的建构和实践作出极大贡献

　　 中国网记者提问：您刚才提到了国际法，每个国家都要尊重与遵守国际法，请问中国在国际法的建设与完善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中国国内法的完善与推进依法治国对于国际法的发展又有怎样的作用？

　　卓泽渊表示，我从法学理论视角给你一个解读。中国为国际法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中国作为世界的主权国家之一，而且是作为世界的大国之一，一向积极参与国际法治建设，在历史上就有很多很重要的法治贡献，尤其是从二战以来，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在联合国的组建、联合国作用的发挥、联合国的运行、联合国一系列法律文件的制作上，中国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比如，中国和印度及许多国家一起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与相关国家友好协商彼此协作，用一种合作友好的态度来化解相互之间的矛盾纠纷，解决各种争端与冲突，实际上就是国际法的实践。所以，中国不仅仅在国际法的原则上、国际法律制度的建构上具有重要的贡献，在国际法律的实践中，我认为也作出了中国应有的重要贡献。

　　中国的依法治国对当今国际法会有什么贡献？什么叫国际，国际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国际关系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法是调解国家与国家关系的法律，是国际社会的法律，但这个法律必须依赖每一个国家的国内法来贯彻实施，甚至每一个国家的国内法也主导着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方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相互作用、相互协调，都严重地受着国内法的制约。中国推进依法治国，就意味着中国要在国内实行法治，中国也要在国际上尊重法治和奉行法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宪法法律就确立了中国的“和平共处原则”，确立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和发展道路，也在跟其他国家订立的相关条约、协议等等文本中体现了中国走向法治的国家诉求。我以为，这些方面都是中国对当今国际法建设的贡献。既然历史上我们努力过，在未来中我们为国际法必将继续努力！

　　 刑法要有仁爱精神 但必须坚守公平正义

　　 记者：刑法修正案（九）11月的时候会实施，里面有一条规定是，构成贪污犯罪的官员可以终身监禁。您觉得这个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以后，会对以后我们的反贪反腐工作有什么影响？

　　卓泽渊：关于官方的解读，我们去读读媒体上的报道就很清楚了。但是作为学者，我是这样思考的。因为贪污受贿的犯罪，特别是数额极其巨大、情节特别恶劣的。在目前的背景下，常常可能判的是死刑缓期执行，按照现有的刑法典可以改为无期徒刑，然后改为有期徒刑。那人民群众意见就大了，那么严重的罪行，减下来后有可能执行刑罚就没几年了。除了人民群众有意见，我以为也不公正：怎么开始判那么重，后来变得那么轻！怎么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怎么才能体现司法的公正，怎么杜绝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性，我以为这次刑法修正案（九）做的修改是，贪污犯罪可以减刑，但是不能减到以前那样程度，要终身监禁。我们的刑法有仁爱的精神，我们的刑法也要讲罪刑相适应，也要讲有法必依的原则，我们也要综合社会的呼声，最终必须坚守公平正义。我以为这次刑法修正案（九）正体现了这一精神。

法制日报记者提问。中国网 董宁 摄

　　 中国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记者：卓教授，您刚才讲的内容当中提到日本政权的新安保法，但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的目的，中方一直说不是针对特别的国家，不是针对日本，有没有矛盾呢？

　　卓泽渊：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请大家注意，我们的主题除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以外，还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庆祝、纪念这个胜利的日子，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复仇主义，如果一个民族陷于复仇，陷于本民族狭隘的立场，这个民族其行不远也。这个民族怎么能有未来呢？一个有胸怀的民族，一个有未来的民族，必须立足于人类、立足于世界宏大的视角来考察历史，反思历史。我以为，对当年包括日本在内的法西斯国家对人类带来的灾难，我们应该给予清算，清算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罪行。二战时期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其实当时已经就是国际犯罪，因为一战后国际联盟第六次大会就已经宣告反对侵略战争，但是这些国家依然对别国进行侵略，给世界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如果人类忘记了这些历史，真的只能归结为两个字——“背叛”，所以这是不能忘却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共同缔造未来，包括要和历史上那些发起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今天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要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刚才回答一位记者朋友的问题时讲过，我们只有着眼未来，这个世界才有前途，人类才有希望。日本也罢，中国也罢，其他相关国家也罢，我们应一起努力打造一个和谐、安宁、永远和平的世界秩序，我们应一起为建立良好的国际法治秩序努力奋斗。

　　 卓泽渊：期待制订法律推动革命老区建设

　　 记者：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和牺牲，现在70多年过去了，很多老区依然很贫困，有没有考虑过制定老区促进法或者是老区法？

　　卓泽渊：老区为革命、为我们的抗日战争、保家卫国，都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这是我们始终要铭记在心、感激在怀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如你所说，我们很多老区还比较贫穷，比较落后。但是我也要在这里跟记者朋友们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党在最近许多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加大了老区建设，甚至设立了一些特殊的老区发展计划、规划，推动老区建设。其目的、其良苦用心，我以为是中国整体的繁荣与进步，也包含了对老区人民的那份感激。

　　第三，我们能不能制订一部法律来推动老区建设，表达我们内心的感激之情，我以为这个建议挺好的，我也希望我们的建议立法机关能听到，能论证考虑。因为立法要通过法定程序，我们期待类似的法律早点出台。

　　 东京审判为中日关系作出法律上的确定

　　 记者：时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就不得不提“东京审判”，我想问，当年的东京审判对于中国，特别是今天的中国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又如何理解法治对于避免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

　　卓泽渊：当年的东京审判对战犯作出了法律上的结论，其实东京审判是跟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并行的，这正是人类法治意义上觉醒的重要体现。为什么我们要用审判的方式来追究这些战争罪恶，作出法律上的结论？因为这是人类的期盼，用法治来维护人类的永久和平，必须用法治来惩办相应的罪恶。惩办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是审判是必要的手段，而且是最理性的手段。什么东西最理性？用法治审判的方式来依法追究其责任是最理性、最文明的方式。所以东京审判的意义在法治，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是伟大的。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东京审判其实也为中日两国关系作出了法律上的确定，不仅因为中日之间的关系被卷入那场战争，被侵略的也不仅仅是中国，参与审判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法官，控诉的也不仅仅是中国的检察官。这是二战后的一次国际意义的法律审判，它代表的是国际正义的力量，运用法律的武器作出法律的裁断。对中国来说，解决了中日之间相当一部分（不是全部）的战争问题，也为以后中国和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相互之间如何对待战争问题、纠纷问题，以及对战争罪行的问题给予了标准，作出了示范。尽管这70年我们没有再次运用这样的手段，但是我相信它的的警示意义，对于中国和世界，它的法律确定性的意义及其成果的影响，将是极其深远的。问到法治的意义，中国未来在和平发展上有什么作用，其实，我以为首先是我们的法律可以确认我们外交的基本方针政策。正如我曾讲的，法律已经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国际法原则，也是中国奉行的外交政策、外交原则。我们有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坚守，我们还有要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的制度和机制设计。我相信，这都是中国法治对中国自己的贡献，更是，也同样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中国运用法治方式推动国际法治秩序和国际和平

　　 记者：我们现在正在倡导的深入推进依法治国，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避免战争有什么意义和作用？

　　卓泽渊：中国从那场苦难的战争中走来，如果要说对战争伤痛的那种领悟，那种体会，中国人民一定是全世界最深切的国家。我们为此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因此而中断。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这一段悲伤、痛苦的经历。中国要走向未来，法治怎么来保障我们的和平，我以为一是我们要继续坚守、遵循、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典范。这是第一点，在原则上我们的宪法法律要确认，我们在行动上要坚守和平共处的原则。

　　第二，我们要坚持自己已经走过来的，还将继续走下去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在发展。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怎么发展？我们要和平发展。所以中国的依法治国，必须在国内从国内法的角度坚守和平发展的道路，同时在国际上坚守自己的和平发展理念。国内和国际这两个和平发展的理念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在新时代和平发展的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

　　第三，中国还要运用法治的方式来推动、维护国际法治秩序，维护国际和平。世界的和平不是一国的事，不是几个国家的事，这是人类共同的主题，也是共同的使命。作为当今世界大国之一，中国担负着自己的历史责任。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以为中国应该也必将会坚持既定的原则，为世界的和平、为国际和平秩序、为世界的法治秩序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