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学者探讨中国史学的方法论 第八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举行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日本东方学会共同主办的“第八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举办。日本东方学会理事长池田知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研究员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开幕式由早稻田大学教授渡边义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科研处副处长朱昌荣副研究员主持。
　　
　　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2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中国史学的方法论”的会议主题，从多个领域、多种视角，结合自身的专业研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史料与方法，进行深入讨论与对话，展望了未来研究的可能与前景。
　　
　　 研究观念从传统史学转变为新史学
　　
　　20世纪初，在西方学术潮流冲击之下，中国史学研究范围逐渐扩展，研究观念也发生很大变化，开始从传统史学转变为新史学。
　　
　　河南科技大学教授薛瑞泽认为，民国学人鉴于中国传统史学存在重视政治忽视文化的不足，开始在西方、日本学术观念影响下，展开对中国文化史的讨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徐国利认为，胡适、傅斯年在西方科学观影响下，开始挖掘接近西方考证史学的中国史学传统，重视宋学、清学中“道问学”的传统，强调可信、有条理的工具理性，认为中国学术研究应充分吸收西方近代学术展开重建。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教授牧角悦子则以鲁迅、闻一多为例，考察了中国现代学人对构建文学史研究客观学术范式的不断追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主导性史学方法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迅速传入中国学术界，逐渐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史学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历史研究》主编李红岩研究员提出，尽管史学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但从近代史学的实践看，主导性、核心性的史学方法，却是“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与方法论。这一方法论来自唯物史观，但在中国本土也有其学术基础与资源。社会史论战与经济社会研究的兴起，使这一根本方法得到巩固。对这一方法的运用，促进中国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此外，这一史学方法论早已内在地包含对“冲击—回应”模式以及“在中国发现历史模式”的超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启发认为，作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侯外庐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倡导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建立了关于中国思想史的整体框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汪学群也认为，未来中国思想史研究，应克服学科藩篱造成的哲学视角与史学视角的二元分野，将侧重于思想内涵与思辨的哲学书写方法与强调外延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史学方法协调整合，从社会的角度研究思想，从而构建社会文化的思想史。
　　
　　 处理好新史料与传世文献的关系
　　
　　伴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展开、民间文献的陆续发现与整理，新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占据着越来越重的分量，如何处理其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不仅在以往的中国史研究中争论不断，而且关系到中国史研究的未来前景。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讲师西山尚志表示，中国史学家在上古史研究中经历的疑古、信古、释古争论，在日本学界也同样存在，是东亚学术界的共同思潮。日本爱媛大学教授藤田胜久则认为，近年出土的简帛史料，在记述内容上与《史记》有异，应与《史记》互相参照、辨析利用，不宜简单轻信。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金秉骏提出，当前考古学关于匈奴起源地带与初期经济形态的争论，需要借助《史记》的相关记载，才能得以真正解决。
　　
　　 从中国内在脉络出发构建中国历史框架
　　
　　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在继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借鉴西方优秀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建立反映并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学术体系，成为当今中国学术的历史使命。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中国学人开始从中国历史内部，寻找中国独特历史线索，并构建关于中国历史的整体框架与解释体系。
　　
　　王震中通过分析中华文明的政治起源认为，复合制国家结构产生了夏、商、西周三代王朝的王权。夏朝“天下共主”的王权源于尧舜禹时代族邦联盟的盟主权，而夏、商、西周三代在此基础上，依托于王国，将盟主权加以转化，从而建立起强大的王权，开始支配其他诸侯邦国，建立起三代王朝国家的政治等级秩序，形成复合制国家下“多元一统”的天下结构，对后世影响深远。郑州大学教授高凯介绍了高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通过综合利用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对典章制度、土地制度、军事制度与统治思想等问题进行的研究。西北大学教授陈峰则认为，两宋统治者借鉴汉唐教训，采取东宫虚化方案，将太子权力纳入中央统一权力系统之中，从而缓和了皇权与储权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逐渐成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现海在系统考察20世纪长城形象嬗变、范式变迁与时代思潮关系的基础上，总结了国际学术界长城研究的过去与现状，提出了“长城区域史”研究范式。
　　
　　20世纪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史研究，也从追随西方，逐渐转向从中国内部寻找历史动力。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吉泽诚一郎认为，20世纪初日本汉学家白鸟库吉在中国史研究中，在模仿欧洲学术界的同时，又标榜独立。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教授岸本美绪提出，20世纪中期，日本学者村松祐次认为西欧社会的“封建制”模式不适用于中国历史，认为中国经济是一个极具活力的自由竞争的世界，但由于官方经济秩序并未充分整备，因此经济活动被置于风险之中，人们不得不依靠私人保证即政治权力与社会关系，以追求短期利益，相应阻碍了资本的长期集中。东京大学教授小岛毅认为，沟口雄三不仅提出了包括哲学、思想领域在内的关乎整个中国历史的历史观，而且指出中华文明具有全球史的意义。渡边义浩也认为，中国中古的贵族制度，与西欧、日本以武功、土地为存在基础不同，以文化价值的独占为存在基础，通过家学传授，维持垄断地位。但伴随宋代印刷术的普及，贵族独占文化的时代也就此结束。（赵现海）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