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辉：金代儒家思想研究

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名称：《金代儒家思想研究》

　　最终成果名称：金代儒家思想研究

　　负责人：刘辉

　　鉴定等级：优秀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1115—1234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金建国伊始，即确定儒学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儒学作为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的指导思想，以儒术治国在金代贯彻始终。金代儒学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与先秦、两汉、宋代、元明清儒学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金代在中国历史上长达120年的时间里，接续了儒学在北方的微弱命脉，使之衰而不绝，并在后期有所发展，形成了金代的儒学基本精神，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一道风景线。然而目前关于金代儒学的专门研究可谓少之又少，本选题旨在弥补此不足，使金代儒家思想的整体风貌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展现。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是立足文本，从哲学的角度，对金代儒学思想本身的研究。主要包括发展脉络、主要代表人物、经学思想研究、理学思想研究、三教合一思潮、金代的女真人与儒家思想、金代的孔庙与庙学和金代儒家思想特质八个部分。

　　本成果认为，金代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借才异代”、发展阶段、学术繁荣三个阶段。金太祖太宗时期为“借才异代”阶段。在这一时期异代儒士是金代儒学的承载者，金统治者借用辽宋儒学人才来帮助其完成了建国和巩固初期统治的任务。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统治前期，金代儒学开始与其政治制度全面接轨，金代儒学走向了制度化和规范化阶段，其中表现突出的是礼仪制度的儒学化、教育制度的儒学化和科举制度的儒学化。到了章宗统治后期，尤其贞佑南渡后，金代国势由盛转衰，而金代儒学则开始了新的一页，随着南宋理学的传入，金代儒学走向了学术化阶段。

　　金代儒学主要有三位主要代表人物，即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他们在为人、为政和为学上各具特色。赵秉文为人“至乐平易”，但不轻许人，仕五朝，为官敢于犯言直谏，主盟文坛多年，在金代号为“儒之正理”之主，是金代理学成就的最高代表。他的“大中说”、“诚说”都具有一定的特色。赵秉文的儒学尊崇周程二夫子，受杨雄、王通影响颇深，同时具有援佛、道入儒的特色。王若虚为人至孝恬淡，雅重自持，为官多有惠政，任史职多年，博览群书，长于经学、史学，是金代经学成就的最高代表，《四库提要》评价其“金元之间，学有根柢者，实无人出若虚右”。李纯甫为人不拘礼法小节，“雅喜推借后进”；慨然有经世志，一生喜谈兵；为学以文章、经学、佛学见长，喜玄谈。他主张打破儒释道门户之见，将三者融会贯通，合而为一，“大道合一”应该以佛为主，以儒道为辅。

　　经学作为显学贯穿于金代社会发展之始终，经学思想对金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所以经学思想研究是本成果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史料载金人著述至少有五十余种，遗憾的是绝多大数皆遗失了。保留下来的能够集中反映金代经学研究的主要是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其他的只有赵秉文、李纯甫的著作略可参考，所以本文的金代经学研究主要以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为切入点展开，以期对金代经学有一个大体的把握。金代的经学研究包括两汉经学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学研究、隋唐经学研究、宋代经学研究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两汉经学研究主要体现为不喜今文经学偏好古文经学，所引征经学家各具特色，总体评价否定多肯定少三个特点。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学研究一是关注到郑王之争，二是认同玄化经学，三是大力抨击杜预。隋唐时期，经过长期的分裂割据、南北对峙，进入大一统时期。经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适应大一统政治的需要，统一经学；二是回应释道的挑战，维护儒学正统地位，发展新儒学。所以金代的隋唐经学研究主要内容一是批驳《五经正义》，二是关注儒风变古思潮。关于宋代经学研究，二程洛学涉及人物最多、研究也最为深入，朱熹闽学地位突出，苏氏蜀学、荆公新学传入时间比较早，在金代地位比较特殊，本成果做以专门介绍。王若虚对二程经学以批评和否定为主，对程门四大弟子都有所关注，最受重视的是杨龟山，关于“夫子一以贯之之道”、“樊迟问知”、“孔子谓殷有三仁”等广引诸家、集中讨论的问题，王若虚都引征评述到杨时观点，虽以否定为主，但是足见其重视程度。最不满意的是谢良佐、张子韶，明确表示“至于谢显道张子韶之徒，迂谈浮夸，往往令人发笑。”总体看来，王若虚对朱熹的经学评价，应该是比较高的，同时也认为朱熹解经难脱宋儒积习，常“过为曲说”、“委曲求之”。朱子经学受到重视的原因有二，一是朱熹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学家之一。二是解经原则得到认同。苏氏蜀学在金代广泛流传，颇受重视。金代儒家学者对苏氏蜀学充分肯定，至于金代儒家学者关注和肯定苏氏蜀学的原因，其一是金代重辞赋的整体社会风尚和学术传统使然，其二是由于金人对苏氏兄弟、尤其是苏轼本人品行之敬重，其三是学术诣趣之趋同。对于荆公新学金代学界比较重视，学界承认王学为“道德性命之学”，但对王安石经学思想基本持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荆公新学在金代未产生深刻影响。

　　王若虚是金代经学的代表，又有《滹南遗老集》传世，本成果对王若虚的经学思想及其学术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做出总体评价。本成果通过《滹南遗老集》之《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议论辨惑》、《杂辨》、《著述辨惑》及少数杂文的梳理总结，认为王若虚对经典的诠释、注解主要遵循揆以人情而约之中道，依经立意、崇实求真，重经而不废传，遍驳诸子、断以己意几个基本原则。本选题认为汉唐经学是王若虚学术根基之所在。王若虚的经学思想还继承了中唐以来经学传统，其解经方法和主旨走的是通经致用的理路。通过综合考察，我们认为王若虚是一位经学家，不是一位哲学家，更不是一位理学家。当然王若虚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也有他的哲学思想，虽然王若虚儒学思想中有着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经学在儒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和王若虚本人的经学成就，足以使王若虚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理学在金代长期以非主流学术隐性存在，直至金统治晚期，随着金继宋行土德之说的确定，南宋理学著述传入北方地区，才很快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创新精神和哲学思辨，在金代造成较为深厚影响。其传播范围虽然有限，流传时间也较为短暂，但是其对金代儒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也为元代儒学做了必要的准备。洛学在北方原本留有余脉，加之洛学著述的大量流入，为学者研习洛学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与其他学术派别相比较，学者们对于洛学的研究最为重视和深入。朱子著作传入北方时间比较晚，金代的儒家学者虽然都认为朱熹是宋代理学成就的最高代表之一，但是他们对朱子理学研究显然不及洛学深入。本文还对赵秉文的理学思想及其学术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做出总体评价。

　　“三教合一”在金代有明显表现，并对金代的儒家思想开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金代“三教合一”思潮的盛行，既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更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统治者的支持以及三教人士的主张密不可分。金代的三教合一思潮具体表现为儒家学者本身为居士、道士，与释道中人过从甚密，与释道中人文字往还，为方外文友、诗友，探究学理，三教兼修。在金代儒家学者中，从理论上探究儒释道三教学说，三教兼修，用力最深者，成就也最高者是李纯甫。他专做《程伊川异端害教论辩》对程氏排佛言论予以批驳，在《鸣道集说》中李纯甫儒学思想与佛学思想的相互交叉、渗透、互为佐证相当明显，他提出了大道合一以佛为主的的理想。

　　作为金朝的主体民族，女真人对儒家文化的学习、接受和研习，是构成金代儒学的重要内容，也是评价金代儒学历史地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金代女真教育和科举都以儒学为主要内容，儒学是女真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儒家的孝道、忠义、节烈观念在女真人中有广泛的影响，女真人中也出现了一批习儒通经之士，但总体来看，女真人对儒学的学术研究还停留在比较浅的层面。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为儒学应用而作，而不是做深入的学术上的探讨，他们对儒家思想本身的思考，主要集中于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道德层面，对于形上层面和本体层面、心性层面的内容完全没有涉及。

　　金代的孔庙和庙学的发展经历了发展、繁荣和衰落三个历史阶段，其孔庙和庙学修建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公费修建、公私合资修建和个人集资修建。其地域分布体现出南方多北方少、腹地多边疆少的特点，金代孔庙与庙学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除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地理位置和文化因素以外，人为因素也是影响金代孔庙和庙学修建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时地方官的重视程度甚至成为影响一个地区孔庙和庙学修建的决定性因素。

　　儒学在金女真统治的北方地区长期受到金源地域特有的文化传统浸染，长期受到金朝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影响，历经百余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金代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彰显金人思想和文化观念的精神气质。包括尚中意识、经世致用和批判精神。

　　总之，金代儒学历经一百余年的发展，在学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其学术价值而言，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金代儒学除了显而易见的承前启后的传承之功外，其学术研究本身有着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当然，即便金代儒学取得了以上学术成绩，金代儒学的学术价值依然无法与先秦儒学、汉唐儒学、宋明清时期儒学相提并论，甚至与元代儒学也无法相比。究其原因，一是南宋理学北传时间过短。南宋理学12世纪90年代传入北方，金亡于1234年，前后仅三、四十年的时间，社会又动荡不安，必然对金代理学的发展产生相当的滞碍。二是儒学积淀不足。儒学在北方属外来文化，缺乏根深蒂固的基础和血溶于水的内在亲和力。三是金代重视词赋的传统风气也阻碍了金代儒学的发展。“重赋轻经义”是金代科举考试的明显特征，官方学术导向对金代儒学发展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金代儒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儒学著作多数亡佚，在客观上影响了我们对金代儒学的评价。此外，中原儒学传入北方后，与金源地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金代儒学的基本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但也恰恰因其本身所独具的特色所在，诸如三教合一、不囿成说的大胆批判精神，不为中原学者所认可和接受，这在主观上影响了我们对金代儒学的正确评价，这两种因素我们也不应忽略。

　　就其政治地位和作用而言。儒学是金代占统治地位的主体思想，自太祖太宗时期，金代即确立了以儒治国的基本国策。儒学在金朝建国之初，对其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在金代中期的封建化改革进程中发挥了主体作用。终金一代，其主要政治制度的制定皆以儒家思想和文化为主导思想，或受到其深刻影响；同时其各项政治制度的实施和落实，皆有赖于儒学人才的承担和推进。完全可以说，金朝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兴衰和荣辱，皆在不同角度上显示出与儒学不同程度上的犀通。历史上有过“金以儒亡”的观点，这种说法至今影响犹在，多数的专家学者认为将金代覆亡的责任归之于儒学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笔者亦然。事实上，恰恰是由于金晚期统治者恶儒而好吏，疏远儒臣，悖离了儒家治国的基本理念，才使金代政治统治渐趋黑暗和腐败。奉行儒化政策，以儒治国是金朝统治者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和历史发展大趋所做出的明智和必然选择。金代最终走向覆亡，有其自身和外在的多重原因，与尊孔崇儒并无必然联系。儒学在金朝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显著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和抹煞。

　　就其社会影响而言，金朝通过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科举、礼仪等制度的推进，使金代臣民受到了儒家思想和文化的教育和规范，一方面使金人的整体文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一方面，使儒家文化和思想观念深入人心，对于金人思想观念的转变、文化心理的形成、民族性格的更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庞朴先生曾将文化划分为“物质的——制度的——心理”的三个层次，他指出，“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养、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一般而言，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比较容易改变，而心理层面的文化往往依靠历史的惯性维持自身的稳定。所以儒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对于金代社会的深层次影响还比较有限。

　　三、成果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本选题对金代儒学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至目前为止，国内国外尚无金代儒家思想研究专著出版，金代儒学全貌尚无较为完整清楚的展示，本选题的完成填补了此项空白。

　　历史上受华夷之辨的影响，金代儒学长期处于被忽略状态，不仅使中国儒学史研究长期处于极不完整的状态。而且金代的主体民族是女真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金代儒家思想与文化长期排斥于主流研究之外，对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也难免产生以偏概全的影响。本选题的完成，加强了金代儒家思想文化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和揭示女真文化，保持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完整性大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