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站老人为什么被迫“挪窝”：缺人缺钱缺政策

面对4000万失能老人，一边是大医院“一床难求”，一边是养老机构“空置率高”

养老站的老人为什么被迫“挪窝

医养“联姻”受阻，缺钱、缺人

2014年年中，85岁的赵爷爷住进了自己家对面的乐龄养老站。由于中风导致半身不遂，他已基本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入站”近两年，在养老护理员的专业照顾下，不仅赵爷爷的心情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过去长期压在他老伴和儿女身上的重担也减轻了很多。赵奶奶随时都可以来探望他，天气好的时候两个人还可以一起在小区里晒太阳。

但让赵爷爷的家属略微“耿耿于怀”的是，由于资金成本和人力成本的限制，养老站内无力设置医护室，而根据基层卫生的相关规定，没有医护室，即使是输液这种简单的医疗措施，也不能在养老站进行。因此，一旦赵爷爷出现身体不适，就得由护理员送去社区的卫生站，如果稍微严重一点，还要折腾到医院去。

“养老站的老人大多体弱多病，因此常常出现由于医疗需要而被迫‘挪窝’的现象。无论从财力、人力还是政策来看，我们这样的基层养老站要做到医养结合都面临很多困难。”6月17日，在国家卫生计生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主办的“养老服务医养结合能力建设研讨会”上，北京市石景山区乐龄老年社会服务中心创始人王艳蕊告诉记者。

截至去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越来越明显。但根据去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目前我国养老机构平均空置率达到了48%。由于各方面的限制，目前我国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相对处于割裂状态，一边是大医院“压床”，一边是养老机构“床位空置”的现象十分常见。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目前全国各地已开始试验多种医养结合模式，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会专家表示，由于经费投入、保障制度、服务主体等方面标准的缺乏，养老与医疗的结合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失能老人已达4000余万

老人，是这10年来王艳蕊打交道最多的人群。据她介绍，服务中心的前身是她在2006年发起的“乐龄合作社”。作为一个致力于助老服务的志愿机构，合作社里的志愿者会不定时上门探访社区内的高龄空巢老人，为他们打扫卫生或者准备饭菜。

但王艳蕊很快发现，随着北京石景山社区内老年人比例的不断增长，志愿服务很难满足这些老人的需求：“尤其是社区内的失能或半失能老人，他们需要护理人员专业、长期的照顾，但志愿者无论在技术或时间层面都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

这样的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北京石景山社区。在此次研讨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医疗与护理处处长李大川表示，伴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总数量的增加，失能老人的数量也在持续攀升，目前已经达到了4023万人。

意识到养老也需要专业化后，2011年，王艳蕊注册了“乐龄老年社会服务中心”，开始在石景山区的成熟社区内尝试小型综合养老模式。目前，乐龄已经建立了4个小型养老站，根据社区内老人的不同类型，为失能或半失能老人提供日托、全托服务，同时为普通高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据王艳蕊介绍，现在每个养老站可以同时接待10位全托老人，每天能提供50人次的上门服务。“把养老站植入社区之中，既方便家人探视，也让老人可以不离开熟悉的环境，这是乐龄养老模式最大的特点。”

随着养老服务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与乐龄类似的各类养老模式与机构也快速增长。据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副主任甄炳亮介绍，按照“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思路，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养老床位总数已达到669万张，平均千名老人30.2张。此外，农村互助养老设施也已达到4万多个。

缺人缺钱缺政策

凭借“小而美”的特点，乐龄的养老模式已经在整个石景山区得到了认可，“有一些在石景山区生活的子女，还专程为此把父母从其他区接过来”，一位乐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但在王艳蕊看来，乐龄目前只做到了“养老”，离“医养结合”还有相当的距离。

事实上，乐龄遭遇的只是目前我国医养结合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中的一个。

在研讨会上，长期从事养老建设的甄炳亮表示，由于各养老机构间对失能、失智老人的医护康复能力极度不平衡，常常造成一些机构“一床难求”、一些机构“空置率高”的鲜明对比。

其次，由于待遇差，社会地位低，劳动强度和风险大，目前我国养老从业人员现状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巨大，“养老机构里的医生和护士几乎都是医务行业退休人员，而且流失率长期高达30%以上”，发言中，甄炳亮公布了自己的调查数据。

此外，甄炳亮还透露，养老机构盈利艰难也是阻碍医养结合的一个重要因素，“30%的机构都处于亏损状态”。王艳蕊也坦承，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和企业捐赠，乐龄很难摆脱亏损的结局。

多种模式试水

为了尽可能让机构的养老资源与公共医疗资源更靠近，王艳蕊采取的方法是将乐龄的养老站建立在社区卫生站旁边：“这样老人有一点小病痛，出了养老站的门就是卫生站的门，而且医保也是可以结算的。”王艳蕊笑称，在现有条件下，这算是“把问题部分解决在前端”。

寻找适合的医养结合模式，已是一个全国性的课题。在当天的研讨会上，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研究室主任王芳就分享了她所考察到的四种医养结合模式。

据王芳介绍，医养结合的第一种模式是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开设绿色通道为老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比如北京市金融街民康社区卫生服务站就是嵌入老年公寓中的机构。中间以走廊相连，但各自独立管理。”第二种是在青岛、上海等地落地的养老机构内开设医疗机构，即“养中有医”。“第三种，则是以山东曲阜鼓楼社区开展的‘居家医康养’一体化模式为代表的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家庭和社区”，王芳表示，这是目前正在普遍得到实践的医养结合方式。最后一种是医院转型为老年护理院或医疗机构内部开设养护院，即“医中有养”。

王芳表示，实践证明，四种医养结合的模式各有利弊。总体来说，我国社区养老和医养结合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在政策上获得了支持，但在经费投入、长期护理保障制度、部门合作和服务主体等各方面仍有许多标准尚未建立。“缺乏标尺，养老服务和养老医疗想要迅速发展，自然存在困难。”

“目前，我们计划将这种靠近社区卫生站的小型养老站模式复制到石景山区以外的地区，但在政府各方面的支持完全到位之前，我们不打算，也确实没有能力进一步实现医养结合的创新。”采访的最后，王艳蕊告诉记者。(记者 罗筱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