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学术为公”治学传统 反思转型期学者的社会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立足于服务国家与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现实需求，积极融入国家和社会跨越发展的实践，在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也迎来了自身发展的机遇。但是，在市场经济和功利主义的影响下，也出现了一些学者以学术研究谋取私利等摒弃社会责任的现象。如何保证学者不滥用话语权换取商业利益，如何在商业资本的利诱面前保持职业操守？这成为当下学者在开展学术研究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秉持社会责任优良传统
　　
　　当下，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运行和发展将面临诸多新问题、新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密不可分，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体现在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改善并实现社会进步。
　　
　　复旦大学教授邹逸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经世致用”、“学术研究为社会服务”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中国前辈学人砥砺前行，心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学术追求与造福民生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益龙告诉记者，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主张社会学要为中国人民服务，对国计民生有用处。费孝通也明确指出，自己始终站在“学术为实用”这一立场上。
　　
　　陆益龙说，中国社会学学者应该继承和发扬“学以致用”的传统，积极投身于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为促进中国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贡献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成果。要为中国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不只是介绍西方的理论，或是在中国经验之上加上西方理论注解。
　　
　　学者要全力捍卫学术尊严
　　
　　在社会急剧转型期，社会的浮躁气息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学术研究中，有关专家社会责任感话题的讨论逐渐增多。
　　
　　早在2008年，人民论坛杂志社的调查结果显示，89.18%的受调查者认为专家的社会责任感总体趋势是在滑坡，被调查者最不能容忍的专家学者的行为依次为：替利益集团代言讲假话、学术钻研不力或成果粗制滥造、争官位争课题、教书育人不认真投入。
　　
　　在陆益龙看来，这类调查结果反映出学者社会责任感问题已经备受社会关注。公众尤其不能容忍一些学者为利益集团做广告的现象。
　　
　　潘家华认为，以学术研究之名，忽略社会责任而行追逐利益之实，不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少数利益者代言，均应视为一种学术腐败，有辱学术尊严。
　　
　　对于学者社会责任感话题的讨论，邹逸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学界搞纯粹学术研究的看不起“经世致用”者，对“学术研究为社会服务”不屑一顾；而强调“学术研究为社会服务”的一些学者，有时太过迎合当前的相关政策性解读，忽视创新性智力支持，有的受当前社会浮躁、名利至上的影响，热衷争取社会热门课题，但并不深入研究，造成学术成果水平一般。
　　
　　陆益龙说，目前学术界的功利取向太突出，服务社会的本质意义被大大忽视。这不仅需要学术界反思，而且需要引起全社会反思。
　　
　　 学术研究应体现公众利益
　　
　　围绕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这一话题，潘家华认为，要在充分认识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反映并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而这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在急剧的社会变化中，学者们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将自己的学术活动融于社会发展进程之中。陆益龙说，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学者通过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的研究，为发展提供知识支持；二是专家学者通过决策咨询直接参与重大事项或政策的决策过程，为决策提供专业性参考意见。
　　
　　邹逸麟表示，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要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必须做到以下两点：第一，要强调基础研究，没有扎实、科学的基础研究，谈“学术为社会服务”，只能是误导。第二，政府相关部门要从学术研究中汲取对社会有用的东西，使学术或科学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服务，不能先入为主，要真正虚心向学界咨询。学界也应真正做好研究，真心实意地为政府出谋划策，避免决策走弯路。
　　
　　邹逸麟特别强调，“学术研究为社会服务”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每一个学者研究的课题、成果能直接用来解决当前社会的政治、经济或文化问题。一个名物的阐述，一个古文字的识辨，一个历史地名的考订，虽然与当前社会的各种问题关系不大，但就是这一砖一瓦的研究累积起中华文化大厦，形成了数千年中华文化的学术脊髓，得到世界人民的崇仰。（记者 张杰）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