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底盘和大势看，中国发展希望大于困难

与3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初始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进入平缓增长期将是新常态，在心态上必须适应更慢更持续的发展态势和更低的经济增长预期。

作者：丁元竹

丁元竹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博导

2016年3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见采访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指出， 世界经济 现在复苏乏力， 中国经济 又深度地融入世界经济，会受到影响和冲击。中国经济本身也在转型，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在凸显，所以说下行的压力确实在持续加大。如果从底盘和大势来看，希望大于困难。

与3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无论从经济规模，环境生态、资源供给，还是从人口结构看，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初始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进入平缓增长期将是新常态，在心态上必须适应更慢更持续的发展态势和更低的经济增长预期。

从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增长看 ，1978年改革伊始，当时中国的GDP总量是3650.2亿人民币、人均GDP382元人民币。经过38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到2015年底，中国GDP总量已达到68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44200元人民币，分别增长了180倍和116倍。在这样的经济规模下，从目前的资源、环境和生态支撑状况看，原有发展模式下的持续高速增长显然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安德鲁·斯宾塞早就有过分析，他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因为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发达国家开发了新技术并与全球共享新技术，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开发方面确实处于后发阶段，甚至在一定阶段不需要开发自己的技术，只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就可以了，这个过程比自己开发新技术要来得更快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路径发展起来的。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珠三角的“三来一补”和长三角的“左右开弓、两个市场”模式就是这种发展的具体体现。一旦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这些原来的发展中国家就需要像发达国家一样来开发自己的技术，其发展速度降低下来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从能源消费看 ，1978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是57144万吨标准煤，到2014年已经达到426000万吨标准煤，37年间翻了7.5倍。1980年，全国民用汽车拥有量是178.29万辆，到2014年底是14598.11万辆，载客汽车拥有量从1980年的35.08万辆增加到2014年底的12326.70万辆，近年来，与之有关的雾霾已经波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健康，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如此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长期下去必定不可持续。

从人口规模和结构看 ，自1978年至今，中国人口增加了4个多亿，新增人口超过了整个美国人口的总和，由1978年的9.63亿人增加到了2014年的13.68亿人。1982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4.9%，到2014年，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达到1.38亿人，占总人口的10.1%,整个国家进入老龄社会。科学应对老龄化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1978年，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是18.25 ‰、6.25‰和12.00‰，到2014年分别是16.98‰、6.5‰和10.42‰，说明人口生育率在下降，死亡率在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在降低，人口红利逐步消失。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67年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规模达到10多万亿美元，人口规模超过13亿后，适度发展和提升发展质量就成为一种新常态，要努力使全社会适应这种新常态。从全球化趋势、美国大转型的历史，以及中国自己正在进行的转型升级看，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为基础的大规模全方位转型阶段，全民必须做好大规模全方位转型的心理准备。

当今，经济社会事务之间的相互依存已经扩大到世界范围，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从全球发展看，在过去长达200年间的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征服了自然界，损害了自然界；生产力发展造福了人类，改变和提升了人类的福祉，也带来了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生态恶化。十九世纪兴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根本特征是标准化机器大生产，它在生产领域造就了单一的生产品牌和生产标准，造成了产业的高度聚集和城市的密集发展。 当前，科学技术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产品生产的差异化、生产活动的本土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居住方式的分散化、交往方式的虚拟化、自然资源使用的可持续性皆成为可能，人类进入新一轮大规模全方位转型时期。

在世界范围内，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物联网的广泛使用，具有同等经济能力和对网络世界新动向有一定掌握的人群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将会越来越接近，而与其国籍、居住的国家没有关系。21世纪的商业模式既创造了新的市场，也创造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看不到这样一个正在进行的巨大变革和全面转型，就难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变革和变化。 面对科技飞速进步，市场日新月异，社会快速变迁，政府尤其要考虑：当创新的速度超过监管的能力时，政府该怎么办？是沿用旧的法规管理新的事物，还是加快自身的改革和创新来推动新事物的发展与创新，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互联网开启了一个通过平台来共享资源、时间和技能的时代，在政府和法规缓慢改进的同时，由平台孕育的技术却在飞速前进。在这样的环境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各个政府业务部门千万不要因为不了解或缺乏洞察力而扼杀了新事物发展的机遇，同时使自己陷入窘境。

眼下，中国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国际经济格局和科技水平看，中国还不是经济强国，必须从心态上实现从建设经济大国到建设经济强国的根本转变。

从国际经济格局来看 ，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36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3.3%，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7.4%,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速度是2.5%。2014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7594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0.28%，中国还有7000多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还不是一个发展中的强国。

从科技发展看 ，以互联网服务商为例，2013年世界每百万人中拥有互联网服务商160.50人，中国每百万人中拥有互联网服务商仅为1.05人，为世界平均水平的0.65%。2013年，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平均水平是4.9%,高收入国家是5.2%,中等收入国家是4.8%,中国是3.5%。2011年，高收入国家每百万人拥有研究人员的数量是3601.8人、中国是963.2人。在新一轮的发展中，要赶超发达国家，中国的教育和科技投入必须加大力度。

从文化上看 ，一个强国在经济文明之外需要追求更高的价值——智力、道德、责任、教养、牺牲、高贵、勇气、光荣、超越、神圣、信仰、意义、诚信等，并将这些价值体现在公民行为上，也要体现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国家必须努力克服社会的不平等来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从全球范围看，新的发展意味着人类建立了正确的社会体制，这种社会体制可以满足人性最深层次的要求，中国应当在这些问题上有自己的更大贡献。

总之，从底盘和大势看，中国发展希望大于困难。